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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方法也将更多地依靠政策分析、绩效评估和信息公开制度，法院诉讼和对抗性审理等用于保护个人权利的传统方法不再是主要角色。

书刊审查对当事人的艺术自由、考试评分和人学许可等对当事人之工作权，具有根本的相关性并能产生严重的影响，联邦宪法法院都拒绝将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专业性判断（借助专家）作为判断余地的标准。其三，行政权相比立法权和司法权，在法律活动方式上具有巨大优势。

  三、行政判断余地基础的解套：从类型模式走向对话模式 行政判断余地理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巴霍夫教授首先从语义视角提出描述与评价的二元划分，将评价性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与行政判断余地联系起来，遭受不少批评。吕广观诉西南政法大学案判决，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2004）沙行初字第32号，2004年5月8日。以自己的评价来取代被授予此责的政治性机关地位，并非法院任务，盖司法审查欠缺规范性标准。损害发生的可能不能完全予以排除，但应当纳入考量，这是因为根据现有的认知水平，特定损害发生的因果关系既不能肯定，也不能予以否定。最后，是对司法审查角色的定位。

法院在司法审查中，不能用自己的评价代替行政机关对科学问题的判断和风险评估。司法审查的本质在于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限分配。而且，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也无法垄断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它无法阻止下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解释宪法和法律。

[21] 但是，即使是在违宪审查中采用合宪性解释（这时实质上是合宪性推定）原则，也不能将明显违宪的法律解释或推定为合宪，容忍与宪法相冲突的法律，以求得所谓的法律秩序的统一。但仔细观察司法实务整体即知，不论在方法、规范或操作层面，宪法论点运用于法律解释都有不断扩散的趋势，不能再以‘规范维护这样简单的功能来说明或合理化，合宪法律解释已成为基于宪政主义的理念，‘实际上而且‘应该普遍使用的法律认知原则。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立法机关，远离于法的适用过程之外，它所创制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规范性文件，还是以解释名义出现的决定、决议，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释，而只能在适用过程中进一步成为法的适用者的解释对象。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必须走出宪法实施的误区：过分强调违宪审查的宪法实施方式。

（三）合宪性解释固然也要遵守宪法，但它不属于被动的宪法遵守，而属于主动的宪法适用 的确，遵守主要意味着不违反，遵守宪法往往是被动的，主要是指不违反宪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

[9] 显然，主张通过合宪性解释来促进宪法实施，并不是舍本逐末，恰恰相反，可以说是对我国宪法实施方式的积极探索，可以拓宽我国宪法实施的渠道，推动我国宪法的当下实施，提升宪法实施的实效。我国现行宪法同样在第67条中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解释法律的职权，2000年《立法法》第42条第1款更是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法律的具体应用解释，包括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解释，不属于立法法调整的范畴，立法法对此没有规定。董和平、韩大元、李树忠著：《宪法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43页。

[11] 谢维雁：《论合宪性解释不是宪法的司法适用方式》，《中国法学》2009年第6期，第168、170、172、173、177页。其实，宪法实施就是宪法的具体条文规定及其原则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落实，其方式有很多。[7] 上官丕亮：《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实施及其相关概念辨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69页。从中国正统的法学理论上说法院不可以解释宪法，但是实际上如前面所述，法院在司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宪法和法律条款的含义发表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是一种有效力的宪法解释。

的确，为尊重立法权，维持法律秩序的统一和稳定，不能轻易地宣布法律违宪，所以合宪性解释（实质上是合宪性推定）成为违宪审查的一项重要原则。[24] 显然，合宪性解释不是以消极的方式求得法制的形式统一，而是以积极主动的方式贯彻宪法精神，维持并推进国家法制的形式统一和实质统一，甚至它比违宪审查更主动更积极地适用宪法，因为合宪性解释要求广大司法者和行政执法者在适用法律时都应积极主动地依照宪法来解释法律，而违宪审查往往是依申请才能被启动。

[31] 应该说，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即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违宪审查案件，也不是全部宣布所审理的法律违宪。

正如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韩大元教授所指出的：在承认并尊重宪法文本的前提下，我们可以探讨如何加强宪法在人民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作用。[13] 吴庚著：《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5-366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违宪审查也是一种宪法实施，它是宪法实施的特殊方式。[7] 总之，我们要走出过分强调违宪审查这一宪法实施方式的迷信和误区，对于包括违宪审查在内的各种宪法实施方式，我们都要予以充分重视。[5] 也就是说，从1803年确立对联邦国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违宪审查的第一案——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起的200年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国会立法违宪的案件平均一年不到1件。抽象度高的规范就如粗管，宪法可以直接涌入，抽象度低的规范就如凹凸不平的细管，宪法规范的进入比较曲折。

司法机关只有先理解和解释宪法，然后才依照通过理解和解释宪法所获得的准确含义和精神去解释法律。参见上官丕亮：《普通法院型与宪法法院型的司法审查模式之比较》，《比较法在中国》2012年卷，第256页。

[30] 王振民教授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毫无疑问在行使解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只要宪法和法律没有明确禁止法院这样做，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韩大元教授指出的：对特定法律的合宪性推定并不是绝对的，对那些无法认定合宪性的法律宣布违宪也是维护法律体系统一性的要求的。

但是，在事实上，基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宪法学界有许多学者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和立法活动等都视为宪法适用的方式，称之为解释适用、监督适用和立法适用。摘要:  建国60年来我国宪法的实施状况不尽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国人包括宪法学者对宪法实施的认识存在误区有很大的关系。

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合宪性解释的过程就是一个使用宪法、应用宪法、解释宪法的过程，也就是宪法适用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宪法的精神完全可以通过合宪性解释的方式进入法官的审判活动之中去，发挥其作用。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合宪性解释系以法律为对象，性质上属法律体系解释，在其具体化的过程中，须对宪法加以诠释，一方面在于保全法律，以维护法秩序的安定，他方面亦在开展宪法，以实践宪法的规范功能。为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我们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思想禁锢，走出宪法实施的认识误区，理性而宽容地对待社会各界为宪法实施而开展的各种努力，并积极探索包括合宪性解释在内的各种宪法实施的新方式、新路径及新机制。打一个也许是不恰当的比喻，违宪审查就像是核武器，核武器的价值并不在于使用，而是其存在的核威慑。

（4）作为法律解释规则，合宪性解释在某些场合并不直接涉及宪法，谈不上宪法适用。简而言之，是以宪法上的规定来解释民法上的规定。

但就合宪性解释所涉及的某起诉讼案件的最终处理而言，合宪性解释属于间接的宪法适用。  结语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

[6] 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我们中国当然应该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充分重视违宪审查这一宪法实施的特殊方式和重要保障，我们应当继续为改革完善我国现行违宪审查制度而不懈努力。（四）合宪性解释用于处理宪法与法律的关系，而且它不仅是一项冲突规则，更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法律认知原则，是一种广泛应用的宪法适用方式 固然，有的学者在界定合宪性解释时认为合宪解释，系指以较高或宪法规范之意旨，而为解释位阶较低法规之方法而言，合宪解释，系以高位阶之规范，阐释低位阶法规之含义。

参加立法法起草工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的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立法法》第42条根据宪法规定，重申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即法律的立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说，包括普通法官在法律适用时开展合宪性解释中的宪法解释在内的各种应用性宪法解释是我国现行宪法解释机制的有益补充，[30] 它可使我国现行的宪法解释制度更加完善并能够在当下就发挥作用。[18] 也就是主张，合宪性解释只是在法律解释活动中最后采用的一种解释方法，它只在通过其他解释方法获得多种解释之后才被采用，即在多种解释中选择最符合宪法精神的解释。值得指出的是，合宪性解释是在法律适用时应用宪法来解释并确定法律有关条款的含义。

其中，宪法遵守是一种消极的宪法实施方式，侧重不违宪，而宪法执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宪法实施方式，强调运用宪法来处理具体事情。不过由于以宪法为取向的法律解释，其前提在于解释宪法，于此观点之下，合宪解释亦属宪法解释所要探讨问题的课题。

苏永钦教授曾经非常形象地将这种积极主动的合宪性解释活动视为灌浆：我们不妨把合宪解释想象成‘灌浆的过程，宪法规范的溶入下位阶规范，就如水泥通过粗细不同的管道。排斥宪法实施方式的新探索。

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确，从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经验可知，违宪审查特别是由法院负责的违宪审查制度是宪法实施的重要保障，是保障宪法实施的最重要最有效的制度。